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奥门新浦金:,绝不损害别人

⑸育才学校办的是智仁勇合一的教育,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尤其是目前抗战建国时期,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谈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中国童子军以智仁勇为其训练之目标,是非常有意义的。育才学校不仅是以智仁勇为其局部训练之目标,而是通过全部生活与课程以达到智仁勇之鹄的。我们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与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日夜辛勤的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的生长繁荣。我们拿爱迪生的幼年来说吧,他小时在学校求学,因为喜欢动手动脚,常常将毒药带到学校里来玩,先生不理解他,觉得厌恶,便以“坏蛋”之罪名,把仅学了三个月的爱迪生赶出学校。然而他的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她家的蛋没有坏,她便和她的儿子约好,历史地理由她教他,化学药品由自己保管,将各种瓶子做记号,并且放在地下室里,他欣然的接受了母亲的意见,于是这里那里的找东西,高高兴兴的玩起来。结果,就由化学以至电学,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发明家,虽然那三个月的学校教育是他一生仅有的形式教育,但是由于他母亲的深切的理解他,终能有此造就。像爱迪生母亲那样了解儿童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假如他的附近有化学家电学家的帮助,设备方面又有使用之便利,则可减少他许多困难。我们这里便想学做爱迪生的母亲,而又想给小朋友这些特殊的便利。
我们这里的教师们,要有爱迪生母亲那样了解儿童及帮助儿童从事特殊的修养,但在这民族解放战争中,单为帮助个人是不够也是不对的,必须要在集体生活中来学习,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们团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10、教育人就是要形成人的性格。欧文

4月1日
国务院正式启动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确保将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

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农民在乡里造反……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带领农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成为中共的历史责任,各项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也应当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务。

⑺育才学校全盘教育基础建筑在集体生活上。这里不是一个旧的教育场所,而是一个新的生活场所。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给儿童以什么样的教育,同时更在于如何使儿童接受那样的教育;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应有一个教育理想与计划,而在于如何通过集体生活达到那样一个理想与计划。所谓集体生活是全盘教育的基础有三个意义:

又有一次,我在重庆临时保育院参观,院长告诉我一件令人愤愤不平的事。他说近来有不少的阔人及教授们来挑选难童去做干儿子,麻子不要,癞痢不要,缺唇不要,不管有无才能,唯有面孔漂亮,身材秀美,才能中选。而且当着孩子的面说,使他们蒙上难堪的侮辱,以至在他们生命中,烙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15、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洛克

1986 4月12日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

二、中共在苏区的教育实践

⑻育才学校着重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发展民主的有效手段,自我批评是促进自学性启发的利器。

                                               
(原载1951年4月《育才学校》)

26、名副其实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品格教育。布贝尔

1984 8月8日 教育部发出通知,在22所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

同年8月,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决定,应该“把教育工作为着战争与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观点出发,把教育为着战争,就是说满足战争需要,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战争的发展,随着苏区的扩大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需要,广泛地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来执行新的任务,以帮助战争的动员,需要经过教育的工作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93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而当前阶段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其目的是“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⑷以上各项组织尽了纵横交错之作用,使全校儿童能彼此相接触,但在这各组织中,分队是平日生活、工作、学习的基本组织。

真的集体生活必须有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共同参加,而这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参加,不可由单个的团体孤立的建树起来。否则,又会变成孤立的生活,孤立的教育,而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精神。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事是什么?团结整个的中华民族,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我们的小集体要成了这个大集体的单位才不孤立,才有效力,才有意义。与这个大集体配合起来,然后我们的共同立法,共同遵守,共同实行,才不致成为乌托邦的幻想。

28、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爱因斯坦

8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第六,苏区先后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建设普及各种知识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馆。

(原载1943年4月《行知教育论文选集》)

 

52、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梁启超

2007 5月9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开展了普遍的文化教育,大大提高了苏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据1932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称,胜利、兴国等14个县在八九月间的统计,共有小学2277所,学生82342人,其中女生19681人。在兴国,儿童的入学比例达60%。除此之外,江西省以上14个县还开办了许多夜校和识字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共有夜校3298所,学生52292人。每村都有识字牌,钉在休息场所的墙壁上或插在路旁,牌上绘图写字,由小学教员负责教授,收效很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76—77页)。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3月,仅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瑞金等地,已经建立了3199所列宁小学校,学生约10万人;有补习学校4562所,学生约达88000人;有23286个识字组,识字组的组员在江西省即达12万人;有1917个俱乐部,参加这些俱乐部文化生活的固定会员达93000余人;在各机关团体中,都有自己的列宁室,进行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102页)。苏区中的许多地方,大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列宁小学校,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群众文化运动也获得迅速发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25—126页)。

⑴育才学校的生活、学习、工作基本上是打成一片的,其中一般活动皆属于一骨干组织的集团生活之组织下。这一个组织统一了生活与学习的组织,统一了集体生活与日常社会服务组织。这一组织系统概略如下:㈠设育才学校儿童生活团;㈡音乐、戏剧、文学、社会、绘画、自然、工艺、农艺等组各编为一中队,中队下设若干分队;㈢各组同一般教育水准之儿童编为一学级,使共受普通教育;㈣各组之各不同分队的儿童按年龄大小与工作经验之配合,混合组成若干社会服务队,专司附近村落社会服务(详细情形,可参考育才学校公约草案)。

我们的学生要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与某种特殊教育,如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自然等。以上均各设组以进行教育,但是小朋友确有聪明,而一时不能发现他的特长,或是各方面都有才能的,我们将来要设普通组以教育之。又若进了某一组,中途发现他并不适合那一组,而对另一组更适合,便可以转组。总之,我们要从活生生的可变动的法则来理解这一切。

5、在道德教育方面,只有一条,既适合于孩子,又要对各种年龄的人来说都最为重要,那就是:绝不损害别人。卢梭

19561月14日—20日
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

另外,在苏区开展了美术创作、戏剧演出、文体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活跃群众生活,动员农民参加革命。

⑿育才学校之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说来,一方面是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教育。此二者与集体生活是互为影响的。集体生活愈丰富,则政治教育愈充实,政治教育愈充实,则集体生活之政治认识的水平愈提高。同样地,集体生活愈丰富,则文化教育愈充实,文化教育愈充实,则集体生活之文化水平愈提高。

以上三个印象,在我的脑子里各各独立存在了很久,有一天,忽然这三个意思凝合起来了,几年来普及教育中的遗憾须求得补偿,选干儿子的做法,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他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于是我便发生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当时就做了一个计划,由张仲仁(一麐)先生领导创立董事会,并且得到赈委会许俊人(世英)先生之同意而实现,这是去年一月间的事。

60、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金缨

1946 12月10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的《战时教育方案》指出,内战时期的教育方针是动员各级学校及一切社会教育组织,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

三、中共在苏区教育实践的成就

⑹育才学校是一个具有试验性质的学校。第一,抗战以来,中国破天荒产生了儿童公育的事业,而育才学校是其中特殊的一种。我们希望将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之公育,予以充分的试验。第二,育才学校以生活教育原理与方法作为一种指导方针,我很希望将这一指导方针予以充分试验,我们深信这种试验会给予生活教育理论一些新的发展。

三、我们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其实我们不但没有丢掉普及教育,而且正在帮助发展它。现在中国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中,必须用教育来动员全国民众觉悟起来,在抗战建国纲领之下,担当这重大的工作,所以普及教育,实为今天所亟需。是继续不断的要协助政府,研究普及教育之最有效之方法,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意识及文化水准。育才学校之创立,只是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它是丰富了普及教育原定的计划,决不是专为这特殊教育而产生特殊教育,也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做特殊教育。

8、只有儿童集体的丰富多彩、生气蓬勃的生活,才是使每一个学生的才能开花结果的条件。如果认为只要对学生进行个别工作就能使他得到多方面的发展,那是一种很大的误解。赞科夫

1992 10月12日—18日
中共十四大提出,到20世纪末,全国要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到2000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如期实现“两基”的宏伟目标。

第三,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开始初步有了现代文明的意识。1931年3月10日,闽西苏维埃文化部印发《劳动学校训导材料》,规定:“不偷拆别人信件”;“严守时间”;“参加会议踊跃发表意见,但已决议则绝对遵守”;“不拖鞋”,“不打赤膊”;等等(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42页),其中心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文明意识。此外,苏区力图通过教育,培养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讲求卫生的意识:“各级文委,必须经常扩大并深入卫生宣传。各机关学校负责人,须实行礼拜六,注意机关中的清洁,同时应注意家庭卫生,以作广大群众注意卫生的模样。举行卫生运动周,实行卫生竞赛。”(《万载县苏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文化决议案》,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93页)。

⒀育才学校之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在集体生活有其总的意义,要求我们确定这两方面的指导方针:㈠今天吾人正处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纵贯在整个抗战中之最根本问题是全国精诚团结服从三民主义之领导,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毫无疑义地育才学校之政治教育应以精诚团结,服从抗战,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㈡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浩如瀚海,欲浩如瀚海之文化遗产全部为儿童所接受,匪特不可能,抑且与教育原理不相合。因此,育才学校今日而言文化教育,就其内容而言,必须确定以下诸点:㈠压缩地反映人类历史上重要而有代表性地文化遗产。㈡着眼哲学科学(社会与自然)与艺术之历史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实践的意义。㈢着重人类进化史及中国历史的认识。

抗战后,从国外归来,路过长沙汉口时,看到难童中也有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小孩,尤其在汉口临时保育院所发现的使人更高兴,那时我正和音乐家任光先生去参观:难童中有一位害癞痢的小朋友,但他是一位有音乐才能的孩子,不但指挥唱歌有他与众不同的能力,而他也很聪敏,任光先生给他的指示,他便随即学会。

22、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凡是身体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身体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洛克

1993 2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广泛地成立俱乐部。1933年6月5日,中央人民教育委员会发布第二号训令,指出成立俱乐部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教育群众的政治文化中心”,“俱乐部能利用各种各样适合年龄及文化程度的教育方法,直接和间接地教育群众;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吸收群众,动员群众;能利用群众自己参加工作来教育自己,所以它在教育上占极高的位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
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88页)。随后,各地普遍地成立了俱乐部。

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错误的倾向:那就是设计教学法者,根本忽视工具教育之特性。他们将语文和算术的学习不断联结于各个不甚关联的单元活动上,充满了牵强附会和人工造作。依照我们的办法,一方面是用这些工具来表达集体生活事项,一方面又将语文中优秀作品以及计数活动之练习给组成一种文化生活,从事学习,儿童获得这种文化的生产工具以后,他便能自动地吸收广泛的知识。

但是,育才学校有三个不是,须得在此说明:

23、人性的发展,在孤独和隔绝中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儿童集体的内容丰富而形成多样的生活中才有可能;集体生活要具有应有的思想方向性,而同时也要反映出学生的动因、愿望和意向。赞科夫

7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指导未来1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纲领和行动指南。

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仅是在政治上争得民主,经济上摆脱贫困,而且要从精神、思想、文化上从愚昧无知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周谷平主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选择?融合?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土地革命伊始,中共就在根据地采取各种教育措施,力图在改造现实环境的变革实践中造就“新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专门设置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宗旨:“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2页)。此后,苏区的农民教育有关苏区教育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四部代表作:一是张耀纶等著的《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二是李国强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三是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四是董源来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简论》(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它们从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对中共在苏区时期的教育进行梳理。本文则主要考察中共是如何通过教育实践,提高了农民素质,唤醒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调动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蓬勃地开展起来,经过教育和革命洗礼的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

⑸育才学校主张教训合一,同时育才学校坚决地反对体罚。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育才教师最大的责任便是引起儿童对于纪律自觉的需要,自觉地遵守;引起儿童对于学习自觉的需要,自动地追求。

我们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

7、我们必须会变成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陶行知

1987 5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

总之,经过不懈努力,正如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的那样:绝大多数工农民众的儿童,以前是没有可能识字、读书、求得学问的,现在的苏区里开办很多的小学校,贫苦人民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学,并且还开办了许多成年人的识字班、夜学校、俱乐部。苏维埃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奖励学术文化的发展,提倡科学、医学等等,用宣传和劝告的方法,破除迷信和宗教的成见。苏区教育和文化政策的目的,是要使大多数人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成为肃清一切旧社会的残余的战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战士(《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红旗周报》第59期)。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意义,对农村社会和社会关系,对政党政权等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或主动或被引导组织起来,集合成阶级整体力量,顺势进行着社会主人的角色转换”(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第347页)。

⑻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必须保持合理、进步与丰富,而欲保持它的合理、进步与丰富,则有两个重要的条件:㈠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与整个世界的沟通。㈡在集体之下,发展民主,看重个性。

一、不是培养小专家。有人以为我们要揠苗助长,不顾他的年龄和接受力及其发展的规律,硬要把他养成小专家或小老头子。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那样的办法也是我们极反对的。我们只是要使他在幼年时期得到营养,让他健全而有效地向前发展。因此,在特殊功课以外,还须给予普通功课,使他获得一般知能,懂得一般做人的道理,同时培养他的特殊才能,根据他的兴趣能力引导他将来能成为专才。

19、我们要提出两条教育的诫律,一、不要教过多的学科;二、凡是你所教的东西,要教得透彻。罗素

1942 1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提高边区国民教育》的社论指出,提高国民教育质量应同时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正规教育,即由政府全力兴办真正合格的小学,并在设备、师资、教材方面给予充分保证;二是提倡私人、教会或社团设立学校,广泛吸引一切力量到文化教育战线上来。

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普及公共知识的场所。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提出,“普遍的实施社会教育”的具体办法之一是“闽西和各县政府应设立比较大规模的图书馆、革命纪念馆及俱乐部”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宣传问题草案》,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1983年5月,第80页)。在此前后,湘赣、湘鄂西等苏区也先后要求建立图书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32、34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着手筹建苏区中央图书馆:一是对外开放借阅图书,二是多方征集图书,扩大馆藏。除了以会议的方式进行宣传外,多次在《红色中华》上刊登启事,向社会征集图书,并申明图书馆的看书、借书规则(曹春荣:《毛泽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第12—16页)。1932年4月,毛泽东率军攻下漳州后,从漳州图书馆和龙溪中学收集了一大批书报杂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8—289页)。1934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以这些书报杂志为基础,建立了中央图书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91—92页)。此外,苏区先后于1932年冬成立了中央农产品展览所,1933年3月初筹建具有综合性博物馆性质的工农红军学校模型室。据《红色中华》报道:“这些场所不论什么时候,它的周围都堆满着高兴的人群。”(严帆:《中国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博物馆事业》,《文博》1992年第2期。可见其影响之大)。

⑽育才学校要养成儿童之自我教育精神;除跟教师学外,还跟伙伴学,跟民众学,走向图书馆去学,走向社会与自然界去学。他可以热烈地参加集团生活,但同时又可以冷静地思考问题。

育才学校创办旨趣

49、如果谁希望自己的儿子尊重他和他的命令,他自己便应十分尊重他的儿子。洛克23,因为儿童应该很少受到鞭笞的惩罚,所以我觉得斥责过多,尤其是盛怒呵斥,结果,差不多也是同样的不好。它可以降低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同时可以减少孩子对父母的尊敬。洛克

10月31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普及公共卫生知识,推广卫生教育,举行清洁运动。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提出要注意学校卫生,增加卫生讲演的课目使学生注意卫生。如1933年由中央教育部编写的《共产儿童读本》中就有关于讲卫生的内容:第二册中有“吃东西要留心”、“种牛痘”、“不要吃烟”;第三册中有“垃圾倒在那里”、“蚊子”、“眼的卫生”;等等(《共产儿童读本》,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7、8、14、16页)。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强调要“注意学校卫生”,必须“于赤色图书馆展览卫生画片”,“举行清洁捕蝇扫毒等卫生宣传运动”(《文化问题决议案
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71、73页)。

⑺育才学校着重分队晚会,凡集体生活中之问题,时事及当天指导员所教的东西务需予以充分的讨论,这除了增加儿童对于学科了解而外,同时更增进了儿童语言表达的能力。

 

27、教育是把人内心勾引出来的工具和方法。苏格拉底

5月12日
我国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灾害。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第四,培养了大批农民出身的各级干部。为了培养干部,从1932年开始,中央在瑞金陆续建立了一些高级的或专业的学校,如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干部教育学校、列宁师范、闽瑞师范、女子大学;军事学校有: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医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专科学校有:无线电学校、通讯学校、特科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等(《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76页)。其他苏区也根据自身条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和专科学校,例如,1933年8月31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命令公布《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计划书》,规定:该校设立土地干部班、国民经济班、财政干部班、文化教育干部班、内务干部班、劳动干部班、工农检查干部班和裁判干部班,学习课程分政治科目、专业科目和常识科目三类(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81页)。在鄂豫皖苏区,为培训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员,除各县举办教育干部训练班和师资培训班外,1930年6月,苏区在六安县七邻湾举办了皖西教育干部训练班,1931年5月在新集办起鄂豫皖区师范学校,并在此校中举办了文化干部学习班,同年8月在郭家河举办了鄂豫皖区教育训练班(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这些学校为苏区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鄂豫皖苏区各类军政干校、列宁高等学校及专业学校先后共培养干部和技术骨干8000多人(张春香主编:《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二八年六月

二、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21、把美德、善行传给你的孩子们,而不是留下财富,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贝多芬

5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第一次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第四,特别强调加强对农村中妇女的教育。

一、育才学校之性质及其内容

14、你的举止应温和,即使惩罚他们,态度还是要镇定,要使他们觉得你的作为是合理的,对于他们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洛克

1981 1月13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决定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第五,苏维埃政府多次提出要注意团结、利用“旧的知识分子和专门家”,以实现苏区教育的目标。

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是他根据客观情形订出教育计划,但另一方面是知道如何通过生活与实践,实现这个计划,并且在某种情形下知道修改他的计划,同时发展他的计划。

1、读书是学习,摘抄是整理,写作是创造。――吴晗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

1933年8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利用旧知识分子政策:“在教育部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现象是我们既没有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利用旧的知识分子……以为只有‘有长期斗争历史的知识分子才可利用’,这实际上也是拒绝利用旧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用革命的空气去包围他们,造成他们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为苏维埃而工作。”(《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94页)。9月,针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中有关旧的知识分子的错误规定,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文加以批评:“我们不但应该尽量的用这些知识分子,而且为了吸收这些知识分子参加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工作,我们还可给他们以优待,使他们能安心地为苏维埃政府工作”,“要利用他们的所长来教育我们,造成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的一部分甘心为苏维埃政权工作”,而“我们苏维埃政权正确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更可以从国民党区域中吸收更多的高级的知识分子来为苏维埃工作”(《张闻天文集》(1919—19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6—127页)。

⑵育才学校办的是建国教育,但同时是抗战教育。有人离开抗战教育而提出建国教育,挂建国教育之名,行平时教育之实。我们的看法不同,今天的建国教育必须是抗战教育,而今天真正把握中国抗战全面需要的抗战教育,必须是建国教育。育才学校从某些人的眼光看来,是“建国教育”(因为他们以为它只是培养未来的人才);但我们认为这并不保证它就是建国教育。保证它是建国教育的是在于它同时就是抗战教育。今天育才学校的儿童必过战时的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否则我们便没有理由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建国人才。育才学校的教育,不是挂名的建国教育,而是抗战与建国的统一的教育,抗战建国教育。

53、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的人的心灵。当我听到或者读到对人的个别对待的态度这些词的时候,它们在我的意识里总是跟另一个概念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这首先是活生生的、寻根究底的、探索性的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发现,而没有发现就谈不上教育工作的创造性。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2000 2月12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实施意见》,确立由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新的高教管理体制的框架。

第二,初步养成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通过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凡苏维埃下面的工农兵及一般劳苦群众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属苏维埃政权中的公民,他们有选举和撤换代表之权,如果对各级苏维埃有不满意,有到工农监察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或上级苏维埃去控诉的权限(《关于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428页)。1933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出:教育工作要帮助战争的动员、战争的发展,随着苏区的扩大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需要,广泛地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来执行新的任务,以帮助战争的动员,需要经过教育工作提高广大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93—94页)。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建立了各种社会组织,“覆盖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不但在每个市、乡苏维埃下面,组织有各种固定或者临时的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山林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春耕委员会、优待红军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每个社会成员的各个阶层,所有的人,无论工人、农民、妇女、老年、青年、儿童,都分别参加到相应的组织中,或同一人同时参加到几个社团中。”(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这样便把苏维埃工作组成了网,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05页)。而“新社会组织的建立,为大多数农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地位变化,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通道。新社会组织为广大农民带来了新的知识,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生活方式、精神体验,不但成为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平台,而且成为提升政治地位、促成身份变化的有效途径。”(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第168页)。

第一,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其身只是一个悲剧。第二,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这是克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及悲观懦性思想的有效药剂,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抗战建国关头,这种集体精神应熔化为每个人的血液里。第三,集体生活是用众人的力量集体地创造合理的生活、进步的生活和丰富的生活;以这种丰富、进步而又合理的生活之血液来滋养儿童,以集体生活之不断的自新创造的过程来教育儿童。具体言之,集体生活之作用是在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24、如果你想要儿童变成顺从而守教条的人,你就会用压服的教学方法;而如果你想让他们能够独立地、批判地思考并且有想象力,你就应当采取能够加强这些智慧品质的方法。R.皮特斯

5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拉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

1933年4月,经人民委员会批准的《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颁布,其中规定:省、县、区、市教育委员会委员的产生,“是从群众团体(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等),政府机关报主笔,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的下级教育部长,各种文化团体,及各该级教育部内职员中之有经验者”。各级教育部均设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两科有明确的分工,前者“管理成年补习教育,青年教育及儿童教育等”,后者“管理俱乐部的工作、地方报纸、书报阅览所、革命博物馆、及巡回演讲等”
(《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1933年4月15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3—4页)。这年1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市以上各级教育委员会“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苏维埃代表,列宁小学校长,补习夜学校校长,俱乐部主任,共产青年团,工农贫农团,少先队,儿童团,女工妇代表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之”。在组织机构上,原来仅在省一级教育部设立的编审出版科延伸至市一级,负责“管理普通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之编辑,审查下级教育部及私人编辑的材料,并管理出版事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1933年12月12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1—2页)。在乡一级,则“由乡苏维埃制定一部分的代表,协同群众团体,组织乡教育委员会,在乡苏领导之下,发展该乡文化教育运动”,如:制定每月的教育实施计划;登记在学和失学人员情况,领导识字运动,进行扫盲;建立夜校及列宁小学;负责读报会及演讲会;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等等
(《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1933年4月15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3—4页)。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34年4月颁布的《教育行政纲要》中,把这套教育组织系统进一步加以细化,形成一整套的工作程序(《教育行政纲要》(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正),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71—77页)。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34年6月出版的《教育通讯》第1期上,还专门刊登《区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和《乡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两篇文章,对苏区基层政权如何开展本地的教育活动进行指导
(《区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乡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1934年6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8—10页)。由于教育委员会等教育行政机构组成人员来自于各方面的代表,从而保证了各地在制定具体的教育措施时,一方面能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另一方面又使之能因地制宜地契合本地区、本行业的实际情况,促进了苏区各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陶行知

17、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马卡连柯

1953 6月30日
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1931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要求组织读书班、识字班等,加强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教育,并“利用苏区的公开环境”,“设立各种劳动妇女干部的训练班,以便从工农劳苦群众中不断地培养出大批妇女人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71—772页)。1932年初,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为要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的水平,各级的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要督促下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同级文化部计划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计划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到各机关工作。在劳动妇女代表会议或妇女学校及俱乐部中,要实行政治教育等号召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参加革命斗争。”(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
第六号——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红色中华》1932年7月7日)。在妇女的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各级苏文化部,要实际的普遍的建立识字运动。发动妇女争取识字竞赛,女孩子应受男子同等教育。各乡在列宁小学之内,在可能条件之下,开办半日制学校或夜校,吸收青年妇女去识字读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训令
第二号——关于分期召集劳动妇女改善委员会主任联席会准备工作》(1932年8月1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161页)。苏区不仅使妇女获得了婚姻上的自由,而且在政治上也鼓励妇女实现彻底的自我解放:“使妇女彻底明白,压迫妇女的自由的不单是妇女的家庭,而且是整个封建阶级,妇女要彻底解放应与男子一致参加革命,彻底从旧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经过宣传教育,“党内有了女同志,农会有了女委员”。(《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15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1982年7月,第128页)。

⑼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包含着如下几种生活:㈠劳动生活;㈡健康生活;㈢政治生活;⑷文化生活。在传统教育中有所谓劳动教育而忽略劳动生活,有所谓健康教育而忽略健康生活,有所谓政治教育而忽略政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课堂中,讲授文化生活而忽略真正的文化生活。育才学校的生活与教育是统一的,它认定劳动生活即是劳动教育,用劳动生活来教育,给劳动生活以教育;它认定健康生活即是健康教育,用健康生活来教育,给健康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政治生活即是政治教育,用政治生活来教育,给政治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文化生活即是文化教育,用文化生活来教育,给文化生活以教育。

25、如果有人问我:我怎样能够以简单的公式概括我的教育经验的本质时,我就回答说: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马卡连柯

9月10日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颁奖大会举行,10位教师获得荣誉称号。

第二,在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构成中,充分涵盖了农民这个主要受教育对象的各方面代表,明确了各自的教育工作分工,保障了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⒀育才学校教师与学生基本上是在集体生活上共学,不但是学生受先生的教育,先生也在受学生的教育。这里我们要反对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之错误倾向。前一种倾向必然是无计划随着生活打滚;后一种倾向必然是盲目地灌输学生给弄成填鸭。

31、如果我们对于教师要掌握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这一点估计不足,那也是错误的。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教师才有可能把教材变成学生的真正财富。。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1947 8月9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教育会议指出,东北解放区要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要把土地改革和自卫战争作为教育的中心内容。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培养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来为战争与建设服务;要办好中学;国民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实行民办公助。

第三,基于不同层次的受教育对象及不同教育目的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教学形式,以扫除文盲为中心工作,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⑴育才学校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抗战建国需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

59、多读多抄,这二者是必须保证的。――吴晗

2008 5月3日
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并在师生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国师生提出殷切希望。

一、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文化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为了加强养成儿童之自我教育精神,育才学校每日给予儿童相当时间,作为自由思索与自由活动的机会。

61、读书就是翻译,因为从来不会有两个人的体验是相同的。一个拙劣的读者就好比一个拙劣的译者:他会在应该意译的时候直译,而需要他直译时他却意译。在学习如何才能把书读好时学问固然极为宝贵,但却不如直觉重要。何其芳

9月15日 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编审)

⑴育才学校的生活是有计划的,此种有计划的集体生活之集体性决定了全部的集体生活,同时就是政治生活。同样地育才学校的集体之教育性决定了全部的集体生活,同时就是文化生活。质言之,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在集体讨论与检查中所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之锻炼以及思考推理之应用等等,便同时是文化生活。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对于学生精神品格上陶冶及锻炼,便同时是文化教育。因此,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说来,同时又是文化教育。

18、读书不仅是教师的前提,而且是整个教育的源头活水!朱永新

10月15日—22日
中共十七大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之首。

出版大量图书和刊物。中央苏区除了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外,还出版了一批面向群众和团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通俗普及性读物,这类读物的出版数量很大,种类很多,在内容上既有探讨和总结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规律的专著,也有指导各类组织做好工作的可操作性的书籍,其中有政治、法律、军事、教育、文艺等图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根据地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救死扶伤,还坚持出版了各类临床基础、预防、药学用书和中医中药科普医药书60余种,计3万多册。(喻建章:《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工作》,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江西省文化厅,2001年,第8—10页)。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大量报纸刊物,如:《红色中华》《列宁青年》《团中央通讯》、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辑的《苏维埃文化》、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机关报《少年先锋》、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报《闽西红旗》、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的《红星报》,等等。许多地方苏维埃如赣东北、闽西等地也出版了许多地方性报刊。(谢济堂:《欣欣向荣的中央苏区印刷业》,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论文资料》第2辑,1986年3月,第414—422页)。从1933年2月起,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为了改善内容与形式,开始发表报告文学、诗歌、剧本、漫画等文艺作品,还创办了苏区报刊中第一个文艺副刊《赤焰》
(程中原:《张闻天与苏区文艺运动》,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第8—10页)。

二、育才学校生活、学习与工作制度

11、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他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苏格拉底

1989 5月5日
国家教委下发意见,高校招生开始实行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1996年高校试行并轨招生。

第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所衍生的愚民政策,使农民普遍地处于愚昧状态。“在封建地主压迫之下的中国劳苦群众,一向沉沦文化低落的黑暗地狱中间。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依然压制工农群众文化的发展。所办的学校高收学费,专门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压迫革命运动的人才。帝国主义者的教会在中国所办的教育,养成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革命的干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5页)。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其教育体制,“是贵族专有的教育,是重礼乐的教育,是养成支配人的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编:《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0页)。在广大苏区,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另一方面他们受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基本上排斥新生的事物,更遑论新思想、新观念了。例如,1927年前,湖北黄安、麻城等地占90%以上人口的农民大都是文盲,适龄儿童能上学的极少,现代学校几乎没有,农村私塾教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崇尚“杀身成仁”的封建武士精神,宣传各种封建迷信,灌输反动落后的思想意识(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0页)。

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

50、当人的世界观统帅着他的思维、感觉、意志、活动等一切精神生活领域时,知识就变成了起作用的东西。在创造性劳动中培养思维,这是教学技巧的重要表现,凭借这种技巧,教养使人变得聪明起来。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9月17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到2007年,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都能享受“两免一补”。

学校教育分为四类,注重启发式教育。1933年10月22日,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制定了苏维埃的学校制度,指出在苏区有四类学校:第一类属于青年和成人教育,主要是消灭文盲,同时提高其文化政治水平;第二类是劳动小学,任务是培养共产主义的后代;第三类是劳动小学和大学之间的学校,包括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政治学校以及造就专门性的艺术人才的蓝衫团学校;最后一类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大学(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3—84页)。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初级列宁小学开设国语、算术、游艺(唱歌、图画、游戏、体育)等课,高级列宁小学设国语、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算术、游艺等课。要求学生的一切课目都应当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并在课外组织儿童的劳作实习及社会工作,都应当与游艺有相当的联系,应当配合游戏、参观、短途旅行等去教授各科常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97页)。应该说这种教育注重潜移默化的方式,比灌输式的教育要有效得多。湘鄂赣边特区在1931年6月通过的《文化工作决议案》特意强调要“改良教学法,注意诱导或启发或讨论教授方法,反对注入式、机械式的方法,以免阻碍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中国共产青年团湘鄂赣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1年6月3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57页)。

⒁最后,育才学校一般基础教育之是否可以获得成功,特种基础教育是否可以获得较多的学习时间,都要看儿童们是否能迅速地获得文化之工具来决定,这是一个教育上基本建设的问题。一个儿童不能够用适当语言文字清楚地表现他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个儿童所受的是不完备的教育。所谓文化的工具的教育,包含这这样几项:㈠语言,㈡文字,㈢图画,㈣数学,㈤逻辑。广义地说来,这五项东西同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只有这种工具获得了才可以求高深的学问,才可以治繁复的事。传统教育也是非常看重这种工具的,但它有两个根本缺点:第一,偏狭。将读、写、算看做最重要的工具;第二,错误。一味在读、写、算本身上来学习读、写、算。今天我们提出文化的工具教育,并且强调其重要,绝不是将它置于一般基础教育之上,终日来学习语言文字数学逻辑。倘若这样的话,这正是犯了三R(The
three
R’s)教育的错误。我们认为工具教育,应该从丰富的集体生活中来吸取培养它自己的血液,用语言文字图画来表达集体生活,用集体生活中统计的事项来作写计算的材料,用集体生活中之事实、论争发展儿童客观的逻辑,代替儿童之虚幻的逻辑。

48、我相信,不论孩子将来从事哪一种事业,都应当从小做起。真不知道有多少父母能够认识到他们给予孩子们的所谓教育,只会迫使子女陷于平庸,剥夺他们创造美好事物的任何机会。邓肯

3月1日
《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光明日报》全文发表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是扫除文盲。1933年10月,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全苏教育大会指出:社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消灭文盲。“文盲的存在,对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全苏教育建设大会何凯丰同志的报告》,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48—49页)。“这里讲的社会教育是广义的,不但是包括成年人的补习教育识字运动,而且包括俱乐部、列宁室、戏剧、游艺、唱歌、讲演、图书馆等。”为此,“必须有系统地领导发展消灭文盲运动、俱乐部、列宁室、工农剧社、蓝衫团等等工作”(《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的决议案》(1933年10月20日),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⑾育才学校之总的教育过程为:㈠以儿童为行动的主体,在教师之知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行与知之不断联锁的过程;㈡以儿童为行动的主体,同时以儿童自身之知为领导,所发展之行与知不断联锁的过程;㈢育才教育目的之一便是从第一种过程慢慢地发展至第二种过程。

57、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苏格拉底

2006 3月12日
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出通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切实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当时的苏区,教育的种类有: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学校教育、业余教育及社会教育,共产青年团、少先队以及儿童团的教育。这些不同种类的教育基本上把苏区内所有亟须获得文化知识的人都纳入其中。苏维埃政府根据受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的具体教育实施方式不拘一格,而且教育的侧重点也有区别。

⑹育才学校集体生活之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健全当前的集体生活,另一方面是培养儿童参与未来民主政治之基础。

6、只要在我国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列宁

1937 8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由于各级苏维埃政权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各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很大成就,提高了苏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改变了人们思维方式,使之普遍地具有了近代观念和意识。

⑽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虽然在性质上分为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但在生活之集体性质这一点上,决定了我们的劳动生活、文化生活往往同时就是政治生活。质言之,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文化生活之解释、动员、组织的过程都是政治生活,也都是政治教育。因此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说来便是一种政治生活。也就是说育才学校的政治教育笼罩着整个集体生活。

56、鞭挞或呵斥是应该谨慎地避免的。它只是弥缝了目前,使伤口结上一层皮膜,对于痛楚的核心仍然没有触到。只有出自内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洛克

1964 2月13日
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

第三,参加革命的干部群众和当地百姓普遍具有小农意识,其表现主要是地方主义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由于各苏区红军战士和干部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严重的地方主义在各苏区中普遍地存在,成为威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严重隐患。1931年1月,鄂豫皖苏区发生的“商城事件”就是由当时驻商城的32师狭隘的地方主义所引发的(参见《郭树勋关于商城及三十二师党内纠纷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29日)、《郭树勋关于商城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188页)。在赣南中央苏区,除了地方主义之外,还面临较严重的土客籍矛盾。“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75页)。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同一个学校念书。客籍人被土籍豪绅封建势力压迫,被看做外来户,低人一等。井冈山斗争时期,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其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此(参见谢宏维、邹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从根本上说,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由地主阶级搞起来的(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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